栾城站原站长  王绍仁 

        栾城站占地面积417.08亩，1981年，以每亩1254元一亩，总价52万元归属我所。当年秋季我与聂家庄生产大队领导班子认定地界，埋下白灰地桩，以后这块农田就成为我所的农业现代化研究基地了。从建站开始至我离开试验站，曾两任站上的管理工作，在历时十二年的时间里，印象较深的有以下几件事。 

　　一、实行农田集体化方式管理，致使栾城站收不抵支 

　　栾城站的建立，给所里带来了经济负担，因为急于所内试验研究所需，建站是所领导自己决定的，还未向院里申请，院里没给购地费，所里只能压缩行政开支，先预付给聂家庄28万元，其余的以后再还。这样做是所领导的英明之举。由于栾城站没有运转费，所里就给定了一个自收自支、以站养站的管理目标。这样既能为所里提供试验研究条件，又能在财务上达到自收自支。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限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就采取了集体化的大锅饭的管理办法。按当时的购地合同，站上的劳动力要从聂家庄村里招用，就从村里招了三十四名青年农工，为了提高他们的技术水平，特意请农专的老师给他们上课，实行集体化的上下班制度，我就成了带工的大队长。 

　　这种大锅饭的管理方式，调动不了工人的积极性，一开始大家的情绪还可以，因为都盼着能转成合同工。时间长了都知道栾城站根本就没有合同工指标，加上工资又低，所以不仅是没有干活的积极性，而且陆续的就不来上班了。由于临时工没积极性，干活效率低、质量差，致使农田管理用工多，农田产量不高，造成栾城站连续三年，收不抵支。 

　　二、实行农田管理责任承包，扭转了栾城站的亏损局面 

　　1985年，我回研究室工作，所里派闫宗彪任站长，这时农村实行联产承包了，栾城站的农田管理对农工也实行了责任承包。承包的责任目标是，在保障所里各课题组试验研究用地的前提下，试验站实现收支平衡。由于这个标准对承包者有利可图，因而调动了农工的积极性。他们能认真地完成试验田管理，又能按要求缴纳承包费，自已又有一定收入。农田责任承包的管理办法，不仅解决了当时站上的收支平衡，而且也成为以后栾城站农田的主要管理方式。 

　　三、研究条件差，大家都努力工作 

　　栾城站从1981年建站至1987年院里批准，财务的紧张状态一直未能缓解。直至1989年栾城站加入了中科院生态系统研究网络，站上试验研究的基础设施、研究经费才得到解决。在未加入研究网络之前，虽然站上研究条件差，但大家都能努力地工作。我所距栾城站25公里，技术人员去站工作，男同志多为骑自行车，约两个小时到站，女同志坐公交车，到了栾城县城后还要步行3.5公里才能到站。我记得最使人感动的是农业生态研究室的李碧川同志，1984年的冬季，他在栾城县夏凉村蹲点（在栾城站东边20里处），一天下午下了大雪之后，他坚持去点上，从中午12点骑自行车，骑到下午6点来钟才到了夏凉村。因为过于劳累，在公社的食堂里多吃了点面条，到了夜里，心脏病就犯了，死在宿舍里，这件事使我至今难忘。 

　　在栾城站工作条件差的时候，大家都能克服困难，钟冠昌课题组，自己动手，把栾城站里的工厂车间改为实验室，在那里培育出“高优503”优质小麦新品种。魏玉昌课题组吃住在种子库的风干室里，培育出大豆新品种，获河北省二等奖。 

　　四、以栾城站为样板，示范小麦、夏玉米高产技术 

　　从建站开始就把粮田的高产示范作为栾城站的重要任务，因而受到农民的欢迎。在建站初期通过站内的田间试验表明，限制当地小麦增产的主要因素，一是浇水次数太多，造成小麦贪青晚熟；二是施磷肥少，氮磷比例失调。我们从栾城站做起，对粮田采取了减氮增磷措施，使站内的小麦产量，亩产从五、六百斤增到了七、八百斤。由于站上的麦田比农民的麦田长势好，使他们受到了启示，按照农户的需求，每当春季小麦田间管理时，我就给附近几个村的农户去讲小麦高产管理技术，受到了他们的欢迎。 

　　栾城站的麦田管理有了基础，就为承担研究课题提供了条件。曹炳甲、吕富保主持的“冬小麦模式化栽培技术研究”在省内首先起步，并引起省内有关领导的重视，进而省农业厅立项了河北省不同农业类型区的小麦模式化栽培技术的研究，并把栾城站划入河北太行山前平原区内，承担研究任务。为指导好我省小麦模式化栽培的实施，河北省农业厅组建了小麦生产顾问团，本人被省政府聘为河北省小麦生产顾问，为我所争得了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