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上旬到咱们所报到的。我刚到的时候，单位只有十几位同志到位，领导有所党委书记曹庶范同志（后党委第一书记）、党委副书记陆达同志（后为党委书记）、副书记黄志强同志、副所长李志同志，中国科学院地理所副所长郭敬辉同志兼任所长，还有科技处长耿卓云同志、后勤处长乔玉夫同志。工作人员有冯燕、班文奇、郭义梅、马三多、李建军、郝松林等，还有公派去联邦德国培养的孙志华、高福存、袁小良同志。 

　　那时咱们单位名称叫“中国科学院栾城农业现代化研究所”，单位设置在石家庄市。当时信息传达不像现在这么发达，主要通过信件、电报往来，往往一些信件都邮到栾城县了，以致影响了很多工作，大约一九七九年上半年经中国科学院和河北省委、省人民政府批准改名为“中国科学院石家庄农业现代化研究所”，这样各种信息渠道慢慢通畅了，一步一步走向正规。 

　　后来陆续又有一批又一批新同志报到，大约到一九七八年底共有30多位职工，有省直机关、市机关、地区机关、其他单位调来的工作人员，有从沧州、承德、邢台等地来的科研人员，还有由中国科学院北京几个研究所、中国农科院、中国林科院、北京大学来的同志，为了他们能迅速到岗，河北省人民政府专门批准科技人员的家属子女落户石家庄市，这在当时是相当不错的待遇。家属同志们有江苏、安徽、山东、东北、甘肃来的，真可以说是五湖四海。到了一九七九年我所各个处室基本有了雏型，运转办公了。 

　　当时我们办公地址在槐底村招待所（这可能是第二个办公地址），具体位置就是现在槐岭路和育才街交叉口的西南角附近，在那里办公将近一年多时间。一九七八年在咱们的大院中南部盖了十几排平房，才有了大家办公居住的地点，外地的职工和家属当时还在方北村租住了一段时间。 

　　建所初期，工作千头万绪，科研、基建、招聘都要同时进行，任务之艰巨可想而知。但当时所领导认真贯彻中科院党组和河北省委关于建所的大政方针，一边搞科研，一边抓基建，两手同时抓。老领导们虽然不是搞科研的科班出身，但都能接受新思想、新事物，认真学习、听取科技人员的各种建议，制定了比较妥当的科研方针，胜利完成了当时每年的各项工作任务。先后建立了三个科学试验站，即栾城、南皮、元氏三个试验站，这三个试验站直到现在仍然为我单位发挥着很大作用。 

建所初期，所领导都起到了很好的模范带头作用，勤勤恳恳以身作则，曹书记、陆书记除了外出开会就到科研一线，副书记黄志强同志、副所长李志同志坐镇所里处理各种事物，筹建所办公楼、家属楼等事项，科技处长耿卓云同志一直在科研第一线。后勤处长乔玉夫同志大约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到的，为了改善职工生活，带领我们几个青年人到他曾经工作的行唐县口头水库买鱼、打鱼，搞到鱼后回来分给职工过节。当时他们都是将近60岁的老同志了，却仍表现出极大的革命热情，发奋的工作，给大家起到了榜样作用。 

　　在所领导的正确领导下，全所上下不论是行政人员，还是科技人员，不论是先到的人员，还是后来报到的，都是勤奋工作，而且不分份内份外，互相帮助团结一致，有时晚上还加班工作，并且毫无怨言。科技人员来后，带着自己的被褥直奔栾城等农村试验田和村庄，当时生活条件应该说非常艰苦，吃住在公社或村里老乡家中，可以说累并快乐着。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党风建设上，他们发挥优良的革命传统，公正廉洁，以身作则。记得在一九七八年底的时候，当时国家拨的科研事业费比较充足，到年底可能用不完，有的同志说给大家发点奖金吧，所领导研究决定将用不完的经费交了第二年租住招待所的费用。当时所领导还有一个不成文的约法三章，其中之一是：不安排自己子女在本单位工作，这个在以后几届所领导都没有子女在本单位工作；其中之二是：不首先给自己涨工资，记着在一九七八年末或一九七九年初，国家又一次给职工百分之十四的人员调整工资，当时几位所领导和老处长都表示自己不涨工资，让给科技人员和其它职工。如今这些老领导、老同志都已经离开我们了，他们崇高的革命精神、优良的工作作风鼓舞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人员努力向前，而当想起当年如火如荼的战斗生活，使人们久久难以忘怀。 

　　应该说当年第一届领导同志在建所、创业所制定的各种方针为我们所建设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后来历届所领导坚持和发展了他们的革命精神，认真贯彻执行中科院和河北省委、省人民政府制定的各种方针政策，完成了历史赋于的使命，才使单位一年年在成长壮大，为中国农业现代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农业资源研究中心在中科院遗传研究所正确领导下，认真贯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各项大政方针，认真贯彻中科院的各项具体方针政策，我们一定会取得更大的胜利，争取更好的辉煌。 

　　（注：由于年代已久，所回忆的情况如有不妥和准确，请指正和谅解） 

　　辛进南 

　　                                   2018年3月26日